文件最下方还附着一段医生介绍,燕州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对他的评价,字里行间透着不加掩饰的赞赏:在急诊科的高压环境中,许天星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冷静与专业素养。他是我们团队中最沉着冷静的学生之一,真正遇到突发状况时,他从不慌乱,而是那个能第一时间判断病情、稳定患者,同时也能稳定整个团队情绪的关键人物。他不仅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和娴熟的操作技能,更拥有一名优秀临床医生所必需的心理素质和临场判断力。
顾云来盯着那句话看了许久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鼠标,忽地笑了一下,眼中闪过一丝恍然,像是终于找回了自己对这个名字的最初印象,那种被埋没在繁忙日程下的记忆碎片。
他不是第一次听说许天星,甚至,在还没飞来洛杉矶前,燕州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就在邮件里郑重其事地说:“我们有个学生在你那儿,麻烦多照顾。他是我们最好的苗子。”附件里还有张证件照,是个长得很清冷俊美的年轻人,白大褂熨帖,眼神专注而坚定。
他当时只扫了一眼资料,便将其归入例行公事的文件夹,心想,医学生也不过如此,大多书卷气浓,临床经验浅,不足为据,数据和算法才是未来医疗的核心。
直到今天,看着那双直视自己、不肯退让的眼睛,听着那些带着临床痛感的字句,他才知道,自己错得不轻。
“有意思...”他轻声自语,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击,调出了许天星的完整档案,
敲门声轻轻响起,像是犹豫的手指在心门上轻叩,实验室的小助理探头进来,声音轻柔却不失专业:“顾老师,这组数据您还要今晚发回国内吗?时差问题,他们那边正好能接收。”
顾云来从思绪中回神,眼神从屏幕上许天星的资料收回,像是被打断了一场无声的对话。他微微点头,手指在桌面上轻敲两下:“嗯。把模型参数锁定,剩下的我来改。”他的语气比平时少了几分锋利,却多了一丝难以察觉的专注。
助理点点头离开,办公室再次陷入宁静。
他深吸一口气,重新坐回电脑前,屏幕的光线映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,如同面具般明暗交错。他打开汇报文件,手指在键盘上停顿了一秒,像是在思考什么,然后在文件里新建了一个备注框:临床反馈:待许天星单独修正,优先采信。
这短短十几个字,从这位以以冷静自信、对数据有近乎执念的医疗公司创始人指尖流出,显得格外不同寻常,他看着这行字许久,然后才敲下“保存”,屏幕随即弹出自动归档提示,文件悄无声息地归入了共享项目文件夹。
下次见面,他想听听许天星真正的建议,那些藏在冷静外表下的临床思考,而不是听他当着一群科研助理冷静地怼完人、转身就走的精彩表演。
但也许……他得先想想,怎么开那个口。怎样才能既不损伤自己作为项目主导的尊严,又能真诚地表达对医学经验的重视,这对于习惯了发号施令的顾云来来说,是个新鲜的挑战。
许天星站在实验中心楼下,手里夹着一根绿色薄荷味的Menthol,薄荷气息冰冷刺鼻,直冲入脑髓,却恰好能压下急诊那股挥之不去的消毒水与绝望混合的气味。
他吐出一串烟,让烟雾在指尖缭绕盘旋,在昏黄的路灯下形成一层朦胧的雾气,像是他此刻复杂的心绪。
他原本是不常抽烟的,作为医生,他比谁都清楚尼古丁对肺部的损害。但每到某个特殊时刻,特别是当冰冷的模型参数对不上鲜活的人命,当生死被量化成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时,他就控制不住自己。
从国内带来的烟早已抽完,现在只能靠这种美式的薄荷烟勉强维持表面的冷静,十美元一包的绿万宝路对他来说算贵的,他也只是在情绪濒临崩溃的边缘才会点燃一支。
会议室里那些针锋相对的言辞,仍在耳边回响,像是挥之不去的幽灵,他不是第一次听到“模型比医生更懂救人”这种狂妄之词,可每次听见,心脏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紧缩,喉咙像被无形的手紧紧掐住,一股熟悉的愤怒从胸腔升起。
顾云来,光是这个名字就足以让他烦躁不已。云来集团的少爷,一听就知道是那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。
他太了解这种人了:家庭背景显赫,教育履历闪亮,投资人身份傲人,浑身上下每一寸都标注着精英的标签,一身剪裁考究的西装站在科研会议上高谈阔论“算法如何救命”,连PPT都是团队精心准备的。许天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聪明又勤奋,不然也不可能在哈佛拿到博士学位,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在许天星眼中的本质,一个富二代在医疗领域玩票的外行人。
“这些人啊……”他喃喃自语,声音融入夜色,“都喜欢玩医生的游戏。”
脑海中浮现出母亲的身影,医院外科的护士,每天晚上回家时身上总是带着刺鼻的酒精气味,疲惫得无暇关心他吃没吃晚饭,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,稍大些就开始放学后直奔医院,坐在值班室安静地写作业,医院的消毒水味和病床吱呀声成了生活的背景音。从小见惯了生离死别,仿佛学医是命中注定的选择。
不是因为什么崇高理想,只是因为他深知,“没人比医生更接近死亡”,而没有人应该把这种接近当作实验素材、数据模型或投资回报率。
可偏偏,就有这样的人出现,顾云来就是,星来医疗就是典型代表,高端体检设备、心率预测、健康监控,听起来冠冕堂皇,说到底不过是一场资本的精算游戏。他们推广一个模型,要的是准确率、漂亮的报表、媒体的追捧和股价的攀升。
而许天星在急诊室亲眼目睹的,是病人骤然倒地时的惊恐表情,是主治医生眼神空白地喊出“准备电除颤”时的绝望,是家属瘫坐在地上哭得浑身抽搐的痛苦,是病历最后一页冰冷地写着“死亡时间:03:12”的终结。
你让他怎么尊重这种“站在死亡门口拍照打卡”的人,手机突然震动起来,打断了他的思绪。是项目助理发来的修正建议,屏幕上简短明了地列着几点数据调整方案。
他扫了一眼,没有回复的欲望,不是因为提案本身有问题,他不排斥模型,也不拒绝数据。事实上,他是项目组里最早发现异常波形与胸痛先兆关系的人之一,但他厌恶那种居高临下告诉临床医生“算法能救命”的傲慢语气。更讨厌顾云来那种似是而非的表达方式:表面上在讲述一件极其合理的事情,骨子里却是在挑战他作为医者的专业底线。
许天星低头抽着烟,他知道自己情绪有些过重了,这不专业,可他也清楚,这辈子最不缺的,就是对这种人天生的、发自骨髓的排斥感。他掐灭了烟,转身迈向实验中心的玻璃门。重新回到工作台前,打开数据库,将那段“第七分钟”的早搏波形重新剪切出来,一帧一帧地核对家属呼救时间、心电图变化与医生下诊断的记录,像解剖一具精密的仪器。
数据不会说谎,模型确实提前发现了风险。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,但他仍旧不打算就此妥协或低头,不是因为数据不重要,而是因为在他心中根深蒂固的信念:医生不是技术的延伸,而是守在死亡门口的最后一道墙。
而顾云来,无论他多么聪明,多么善于算法,都离那堵墙太远了,远得看不见血与泪,听不到哭声与喘息,感受不到生命在指尖流逝的温度。屏幕的蓝光映在许天星专注的眼睛里,像是一盏不会熄灭的灯,在黑暗中固执地亮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