卖官鬻爵，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，最早能追溯到秦代。据《史记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，秦始皇四年(公元前218年)，“蝗虫从东方来，蔽天，天下疫;百姓纳粟千石，拜爵一级”。这意味着，百姓每缴纳千石粮食，可以授予一级爵位，朝廷借卖爵赈灾。汉武帝时期，由于对外连年征战导致国库空虚，朝廷决定缴纳钱粮者可以获得官爵或赎罪。秦汉以后，如若出现财政危机，一些王朝也会通过卖官鬻爵创收。到清代中晚期，官职买卖渐趋正规化常态化，捐钱买官已成为进入仕途的一大门径;不过，捐官的级别不得超过四品道台。

综观历史，最热衷于卖官鬻爵的皇帝莫过于汉灵帝。光和元年(178年)，在位10年的汉灵帝依然年轻，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段，如能励精图治，或许有所作为。但这一年，这个年轻的皇帝却将注意力投向卖官，一门心思搞创收。《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九》记载：“是岁，初开西邸卖官，入钱各有差：二千石二千万;四百石四百万;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，或三分之一;于西园立库以贮之。或诣阙上书占令长，随县好丑，丰约有贾。富者则先入钱，贫者到官然后倍输。又私令左右卖公卿，公千万，卿五百万。”由此可见，汉灵帝一开始就出手不凡，所出售的官职级别之高、涉及范围之广，绝对是空前绝后的。

在汉代，三公九卿是中央政府常设官职，简称公卿。“三公”分别为司徒、司空、司马，司徒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政务，司空下达皇帝诏书、掌管群臣奏章、兼理监察事务，司马管理国家军事。“三公”乃掌管国家军政大权的要员，如此级别的官职竟然拿出来买卖，恐怕只有汉灵帝做得出来。

汉灵帝明码标价，“二千石”(郡守级官职)售价二千万钱，“四百石”(县级官职)售价四百万钱。依此类推，“三公”的售价至少一个亿。可是，汉灵帝即位以来，政治腐败，社会混乱，经济衰落，财富缩水，即便是富豪，其购买力也相当有限。如果严格按照标价卖官，势必出现“有价无市”的局面。好在灵帝颇为机灵，自己制定政策自己灵活掌握，私下跟身边人交代，只要有人付出五百万或一千万，就可以获得公卿职位。

当时，专权的宦官巧取豪夺，占有巨额财富，所以“三公”官位大都被他们买得。曹嵩(曹操之父)系宦官曹腾养子，就是靠花钱买得“三公”要职。名士崔烈以五百万钱获得司徒职位，汉灵帝亲自出席他的就职仪式，看到崔烈踌躇满志的样子，他顿时感觉这笔买卖不划算，回头对身边的近臣说：“我后悔欠考虑，这职位其实可卖一千万钱。”灵帝乳母程夫人在一旁回应说：“崔公可是冀州名士，起初他岂肯买官的，幸亏我做他思想工作，他才同意出钱的!”崔烈虽然花钱升居高位，而他的声誉却急剧下降，士大夫嘲讽他身上散发铜臭味。

汉灵帝何以如此热衷于卖官创收?《资治通鉴》给出的答案是：“初，帝为侯时常苦贫，及即位，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，曾无私钱，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。”这表明，他虽贵为东汉宗室王侯，由于父亲早逝，少儿时代生活相对贫苦，幼小心灵种下“厌贫”或“好货”情结。尤其是当上皇帝后，发现前任皇帝竟然没有私钱以满足自身爱好的木工制作，不由得萌生积聚私钱的意愿。想来想去，觉得卖官不失为脱贫致富的捷径，于是就大张旗鼓地敞开卖官的大门。

不消说，汉灵帝卖官无疑产生诸多负面效应。首先是导致官员素质下降。官职凭钱获得，即“唯财是举”，而不是“唯才是举”;提“钱”进步的官员，是否有才姑且不论，至少绝非德才兼备，因为能用巨款买官的大都是贪官或富豪，贪官可能有才却肯定无德，富豪虽有经济头脑却未必擅长政务。其次是导致行政效能低下。官员花钱任职后，往往会考虑“投入产出”，力争把买官的钱尽快捞回来，因此便疏于治理。乱作为或不作为。再次是导致民众负担加重，官员不直接创造财富，他们要弥补买官的支出并获得更多收益，势必想方设法盘剥百姓，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，最终都要老百姓埋单，因此搞得民不聊生，甚至官逼民反，激化社会矛盾。

上述负面效应，所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。中平元年(184年)，黄巾起义爆发，八州连锁反应。起义虽然被镇压了，而东汉王朝从此陷入分崩离析、军阀混战、生灵涂炭的局面。表面看，东汉王朝最终亡于汉献帝，归根到底，祸根则是由其父汉灵帝所埋下。前期“党锢之祸”、中后期卖官敛财，就是汉灵帝亲手埋下的两大祸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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