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庆登基，正处于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启承转接时期。前朝留下的权臣当道、言路堵塞、内创累累的颓败局面，给他的施政带来很大阻力。在此情况下，他便想到开门纳谏，“诏求直言，广开言路”。然而有“太上皇”乾隆当道，他的“抱负”难以施展。

这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。嘉庆四年(1799)，一直握有实权的太上皇乾隆驾崩，嘉庆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。几天之后，他便下诏求言，号召臣僚建言进谏，帮助自己改进工作。

嘉庆的诏书一发，立即得到响应。不久，御史广兴和给事中广泰、王念孙等便相继上疏，弹劾权倾一时的大贪官和珅。嘉庆顺水推舟，立即进行查办，趁机扳倒了心腹之患和珅，为己除一政敌，为国家除一大害。对此，臣僚弹冠相庆，朝野拍手称快。

为了进一步表明广开言路的“诚意”，嘉庆又平反了乾隆时因直言获罪的曹锡宝案和尹壮图案，在社会上引起更大反响。这样一来，在嘉庆亲政的一段时间里，沉寂多年的言路忽然大开，上自言官重臣，下至地方官吏，皆能奉章上达，指陈朝政。嘉庆的形象，也因此得以提升。

然而随着言路的开放，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涌了上来，很快便动摇了嘉庆纳谏的底线。因为嘉庆所需要的，只是那些合于己意的“正言”。而对那些批评自己的“逆耳之言”，他却十分反感。但为了表示自己“大度”，他还是忍而不究。毕竟这只是些无关宏旨的“妄言”，成不了大的气候，因此他鼓励官员继续大胆“鸣放”。

对嘉庆玩弄的“阳谋”，许多人都未能识破。尤其一些涉世不深的知识分子，误认为遇上了“从善如流”的救世明主，施展才能的机会到了，于是便毫不留情地臧否朝政，无所顾忌地批评皇帝。结果却误入了嘉庆设下的纳谏“陷阱”，毁了自己的一生。这其中最典型的，莫过于洪亮吉一案。

洪亮吉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型官员，时任翰林院编修。他博学多才，精通经史，为人正直刚烈，尤喜谈论时政，对乾隆末年和嘉庆朝面临的严峻社会问题有着清醒认识。尤其在《治平篇》《生计篇》等作品中，他对当时社会动荡的原因作了深刻分析，最早提出人口过快增长所带来社会隐患。

当嘉庆下诏求言时，他再也按捺不住以身许国、大展宏图的雄心壮志，立即写下了煌煌六千言的进言书，托军机大臣成亲王、吏部尚书朱珪和吏部右侍郎刘权之转奏皇帝。在进言书中，他措辞激烈地指出：当今朝政，欲励精图治而尚未尽法，权臣当国而尚未尽改;风俗则日趋卑下，赏罚则仍不严明，言路则似通未通，吏治则欲肃未肃…

他还批评说：“盖人材至今日，销(殆尽矣。以模棱为晓事，以软弱为良图，以钻营为取进之阶，以苟且为服官之计……”这还不算，他进而一针见血地指斥嘉庆“自三四月以来，视朝稍晏，窃恐退朝之后，俳优近习之人，荧惑圣听者不少。”这意思是说，你这当皇帝的上班拖拖拉拉，莫非是被身边的宠臣、戏子给迷住了吧!

尽管洪亮吉对朝政的批评多为切中时弊之言，于国于民，其情也深，其心也诚。但这却违背了嘉庆的“圣意”，大伤了他的“自尊”。他看后大为震怒，指斥洪亮吉“诽谤朝政”，“以小臣妄测高深，意存轩轾，狂谬已极”，(同上)下令将洪亮吉革职查办，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。

刑部以大不敬律判处洪亮吉斩决。后因朱珪等大臣求情，洪亮吉才免于一死，改为充军伊犁。但就在洪亮吉充军百日后，天遇大旱，嘉庆求雨不成，认为这是自己做了错事得罪了上天，于是下令“清狱囚，释久戍”，洪亮吉也因此得到赦免，但仍令其返回原籍，接受监督改造。他那顶“罪犯”帽子，始终未能摘掉。

洪亮吉直言被黜，揭穿了嘉庆“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”的虚伪面纱，也让人们认清了他的“纳谏”骗局。从此，刚刚开通的言路复又堵塞了，言官们都噤若寒蝉，很少有人再冒着风险去尽“讽谏劝诫，风宪纠举”之责，更没人敢再给皇帝提意见。

一些本该查办的大案，也无人出面去查。这种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，显然很不利于嘉庆的统治，于是他又撰写了《谏臣诫》，劝诫言官们“效学朱云、魏征之劲节，立志公正，不畏权要，见坏法乱纪之事，直进弹章”，“洗心涤虑，长存以言事君之诚，尽摒取巧谋利之伪，做天子之耳目，为朝廷之腹心。”

然而，官员们早已被他出尔反尔的“阳谋”整怕了，谁还肯再相信这些骗人的鬼话?嘉庆自挖陷阱，最终还是自食其恶果。

嘉庆的虚伪纳谏，也给后世留下了很坏的影响。在当代发生的“引蛇出洞”的政治运动中，从数十万知识分子因直言而遭受迫害的悲惨命运里，我们似乎仍能看到嘉庆幽灵的闪现和他的故技的传承。历史，虽有不同的人在导演，有时结局却惊人的相似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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